“受理投诉案件3081起，办结2803起，办结率达91%以上；共为当事人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886.03万元，其中2004年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221.03万元；共接待集体来访264批4243人，其中2004年共接待12批729人；2004年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26起89次，诉讼代理41起104次……”
　　这并不是哪家律师事务所的“业绩”，也不是哪地法律援助中心的“统计”，而是《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办案情况汇报》的节选，统计期间是2000年10月至2004年10月31日。
　　更为难得的是，这个经常替外来务工人员讨工资的维权协会，不仅被职工当作“老娘舅”，还成了义乌企业主的好朋友。这个维权协会的创始人，就是文章的主人公——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。
    
　　呵呵，你们《浙江法制报》来报道我们工会的职工维权协会，真是太合适了！说真的，我觉得你们也未必了解我们工会在这几年中作了些什么事，即使平时你们也会报道一些工会帮外来务工者维权的案子，但这些维权案例的意义究竟有多大，就不是几个故事能够说得清的了。
　　他们真的需要我们
　　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从一些案例说起，因为听了这些案例，你就会知道那些来义乌打工的人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组织，这样一个替他们说话的地方；同样，听了这些案例，你就会知道，义乌这样一个新兴城市，是多么需要一座沟通劳资双方之间的桥梁。那天，大概总有个40多个外来务工人员吧，一起找到我们维权协会，说老板欠他们整整一年的工资，总共有50万，就是不肯给，情绪很激动。
　　我当时也被他们的情绪影响了，只觉得这个老板怎么这样狠，就猛拍了一下桌子：“这个事情我们维权协会管定了！”
　　我当场给那个老板打电话，也同样情绪激动地在电话里斥责他。
　　没过半小时，老板来到了我们维权协会。我劈头就质问他为什么拖欠工人的工资。
　　真是没想到，这个老板生意做得不小，文化素质真是不敢恭维。他说他不是不付工资，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文化，不会记账，觉得工资的数目不像工人说得那样多，又说不清到底是多少，这才和工人们发生了纠纷。现在，工人们都觉得他有意拖欠，就更说不清了。他马上赶过来，就是想拜托我们帮他算算清，他说：“你们说该付多少工资，我就付多少，少一分一厘我以后就不再到义乌做生意！”
　　我们维权协会的4个工作人员当即进驻他们工地，一个人一个人逐笔计算工资，每一笔都经过双方核实和确认，直到没有任何异议。一个星期左右，所有的工资清单出来了，一算，老板需要付给工人们总计28.7万元工资款。
　　那天，一些民工当场数着拿到的工资，哭得跟什么似的。而那个老板更是喜出望外，还送了一面大锦旗给我们。
　　现在，你可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成立这个维权协会了吧？
　义乌这些年来的发展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每年都有50多万的外来打工者来寻找工作。这些人人生地不熟，经济条件差，为了温饱，有个工作就很满足了，根本想不到什么自我保护。所以，他们的合法权益非常容易受到侵害，而且往往权益受侵害了还投诉无门，就容易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来。
　　我总觉得我们工会不但维护的是工人的权益，实际上，我们维护的是劳资双方的权益，维护的是整个社会的一种公正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维权协会的成立，是劳资双方都非常乐意看到的事情，因为他们都需要我们。
　　所以，成立这个维权协会，说高调一点，就是维护社会稳定，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，回过来促进经济发展，算得是“平安浙江”、“平安义乌”的一部分；说得低调一点，你说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孩子碰上这种情况，我们是不是该替他们讨个说法？
　　协会就是座沟通的桥
　　2000年10月12日，我调到市总工会当一把手18个月后，我们这个维权协会正式成立了。
　　这个事情尽管是个大好事，但好事多磨，也遇到过一些或大或小的摩擦和困难。有时候想想，要办点事还真是不容易。
　　维权协会的筹建工作在1999年的下半年就开始了。大至可行性调研、统一工会内部意见，小到维权协会的名字、办公地点，都要与方方面面协调好，一点都马虎不得。
　　不过，我这人也是出了名的倔，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做出来，哪管你背后闲言闲语的，只要占着理儿就什么都不怕。就这样，维权协会终于挂牌了。名字就叫“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”。
　　但是，维权协会总不能是个空架子呀，如果没有专业人才，工作开展不下去还是小事，万一捅出什么大娄子来，那我们这个协会就算是完了。所以，我们是一本正经地到人才交流会上招了好几个有法律专业学历的人。你现在看看，我们运作得这么顺畅，和协会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是分不开的。
　　维权协会现在有4名工作人员，都是协会创建的“元老”。不过，当初我们招的不止他们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，有的人离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开的条件太“苛刻”了。到我们总工会来工作，其一，没有事业编制，只签聘用合同；其二，工资上不能和我讨价还价，每月800块基本工资，连所有奖金、福利算上，每年也就2万来块，因为我们实在付不起高工资；其三，到协会工作，就要专职专干、任劳任怨。
　　所以，对那些离开协会的同志，我十分理解；而对现在留下来的这些，我真的是心存愧疚的。他们居然还告诉我：只要协会在一天，只要我陈有德负责协会一天，他们就尽心竭力工作一天，绝不讲任何条件。
　　这让我真的什么话都说不出了，只有尽力为他们的工作“撑腰”吧。
　　工作就这样开展起来了。职工过来向我们求助时，我们先尽力调解，调解中帮理不帮亲，因为有时候也不全是企业的错。但如果调解过后还没法子解决，一旦开始仲裁或打官司，我们协会的工作人员就免费替职工代理，完全站在职工这边了。现在我们发现，其实企业也挺欢迎我们介入调解的。就像前面说的那个案例，有时候企业和职工之间就是缺个可靠的“中间人”，而我们，就是这座沟通双方的桥梁。
　　几年下来，维权协会已经渐成气候了。现在，你知道来义乌打工的人怎么评价我们吗？他们说：“到义乌来打工，权益受损了，找工会老娘舅就有办法。”不是吹牛，我觉得也不用说全国总工会和媒体是怎么评价我们的，就听听这些工人们的说法就知道了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声誉。告诉你一个数据，近年来，义乌90%的劳务纠纷都在我们工会和维权协会的调解下得到了圆满解决。
　　但这一切，我乘你们记者在的时候还是要一再强调的，如果没有协会这些忠肝义胆的工作人员，我陈有德就算有三头六臂也做不到。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，从心底里感谢！
　　工会我还是来对了
　　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并不愿意调到工会工作。当时，我已经在乡镇工作了好多年，不是在这个乡当乡长，就是在那个镇当书记，算算有18年时间没有升迁。
　　1998年下半年，领导找我谈话，希望我出任市总工会的党组书记、主席，但我当初确实是不想去。甚至提出宁可到稠城镇当副书记，也不愿去市总工会当一把手。因为那时我觉得，工会嘛，不就是逢年过节的分点福利、组织组织活动，这种“闲地方”能干出什么事业来？我是个一辈子都闲不下来的人，要我整天坐办公室当老爷，那是比死都难受的事情。再说了，我都50来岁的人了，老婆孩子都在稠城镇，还不如去镇里做个副书记，好和家人在一起。
　　嘿嘿，这听起来有点像赌气。
　　但最后我还是答应了。怎么说呢，我这人有点“江湖义气”。领导说，“你可不要小看工会工作，如果用心去做，那是可以出大事业来的”。他还说，这个位置一般人很难做出成绩来，之所以想让我去，是因为我向来是个干实事的人，领导班子都相信我一定能干好。这样一来，我一下子有了一种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豪情，当即答应了下来。从1999年4月1日正式上任，一直干到现在。
　　其实老百姓也是这样的。打个比方说，你毕恭毕敬地递给上级领导一根烟，他可能抽两口就摁了，以后也不会记得这茬儿；可哪个领导干部要是热情地递给老农民一根烟，他会一直都记得，十几年后还很激动地告诉别人：“那年××长递给我一支烟！”
　　我的老家在义乌很偏远的山区里，祖祖辈辈都是山里人，全家最大的“政治背景”就是有个娘舅是铁路工人、党员。后来做了那么多年乡镇干部，接触的也都是最最普通的老百姓。他们的要求真的很简单，他们的情感也真的朴实。
　　有人说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累，轻轻松松当“老爷”不好么？我说，我就是从老百姓中走出来的，我的这碗饭也是老百姓给的，不为他们谋福利说得过去吗？现在看来，工会我是来对了。来市总工会后，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成立了这个“职工法律维权协会”，我是会长。这可是浙江省乃至全国的第一家。当然，我最得意并不是这个“全国第一”，而是几年来我们协会实实在在地帮了不少人，而且树起了整个工会的形象，扩大了工会的影响。
　　从1999年起，我们先是用了整整两年时间，帮助和指导全市2354家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在各镇和街道办事处建立了13家工会联合会。这些基层工会联合会，又有效地覆盖了不单独具备建立工会组织的零星小厂和家庭作坊。现在，这2000多个基层工会既组成了我们市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会组织网络，也是我们积极开展职工维权工作的有效网络，不少企业还主动成立工会组织。
　　几个月前，我们维权协会还专门开了个新闻发布会，对外承诺免费为职工打劳动争议的官司，现在来找我们维权的职工就更多了。
　　接下来，我还想在维权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个法律服务的事务所。现在，维权协会的运作全靠工会的资金在维持，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要想保证给有需要的职工提供免费帮助，就得找个路子让维权协会自身能解决一部分资金来源。搞法律服务事务所，就是想通过事务所的对外营业收入来解决这部分资金。
　　如果退休前不换岗位的话，我还要把职工维权这条路好好走下去。
    
　　主持人的话
　　这是一个名为“旁听”的栏目，特别推出“听你的人生故事”。或许你的故事特别坎坷，或许你的故事特别感人，或许你的故事给人启迪。一个故事，一段人生。心情热线：85113675，你的故事，有我在听。